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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3年的深秋，我跟着师傅在工作室的杂物堆里翻出一张褪成米黄色的打样纸，那是我们接的第一笔文化墙单子——客户是本地一家小型加工厂，要给车间过道做一面墙，内容是“安全生产”四个宋体字，师傅当年用针管笔描的轮廓，边缘还留着打印店漏墨的浅淡印子。
那时整个工作室加起来才五个人，一台用了快十年的激光打印机，没有专门的设计部，师傅兼着画图，我帮着裁纸贴墙。第一单的预算只有三百块，师傅当天忙到凌晨，在加工厂的过道里反复调整字的间距，说“文化墙不是随便贴字，是要让工人抬头就能看见的提醒，差一厘米都不行”。
后来我们开始攒手艺，有次接了一个产业园的文化墙单子，客户要求把老建筑的红砖元素融进去，我们试了三次才最终定版：第一次用印刷的红砖纹理，太刻意像贴了贴纸；第二次用真红砖碎拼，缝隙留得忽大忽小不够规整；第三次我跟着师傅跑了三趟建材市场，找到专门做仿砖贴纸的供应商，把每块“砖”的大小差控制在两毫米以内，客户最后拍板说“这墙看着就是老房子本来的样子”。
现在我们的坐班设计师有两百多位，不是分散在各地的兼职，都是跟着我们做了五六年以上的老员工，大家习惯了围在一张桌旁改稿，不会像跨地域合作那样来回扯皮，很多默契都是在磨文化墙的过程里攒出来的。
算下来，我们累计服务的客户已经超过七千多家，从最初的小加工厂到现在的大型企业，有不少老客户回头找我们做新厂区的文化墙。而且我们和制作方的合作也有规矩：设计定稿后走代采流程，货到再付款，不用客户先垫钱，这也是七千多个项目里磨合出的省心办法。
上周三的凌晨一点，我路过工作室的走廊，还看到三个设计师在对着电脑改文化墙的图，屏幕亮着，桌上放着半凉的美式咖啡，其中一个人正反复调整墙面留白的比例，说“客户说要让员工看了不觉得累，再微调两厘米的间距”。那天我们把改好的图发过去，客户当天就回复说“就按这个来”。